专家建议高校设立性骚扰举报通道

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简称人大文学院)在读博士王丽(化名)在互联网发布视频，实名举报其导师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某元教授曾于2022年5月对其进行性骚扰和强制猥亵，并要求发生性关系。7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通报称，举报情况属实，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也发布通报称已依法介入调查。专家建议高校设立性骚扰举报通道。

近些年，类似的新闻并不鲜见。2018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报教授陈某武存在性骚扰行为;2019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针对网传的钱某胜对女学生存在性骚扰情况进行通报，称其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除了这些被大众熟知的高校性骚扰案例，因此类案件本因权利不对等、具有隐蔽性等特点，一些类似事件很难走进大众视野。

针对此类发生于高校的性骚扰事件，顶端新闻记者采访了教育专家及关注该领域的相应律师，一起探讨了不断发生高校性骚扰事件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建议。专家建议高校设立性骚扰举报通道。

并非个例

在王丽的举报视频里，她附上了一段录于2022年5月21日的录音。王丽指控录音里的男子正是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某元教授，其录音中可明确听到男子要求“亲一下”，王丽说，“强制猥亵我、亲我，既遂，我一直反抗并哀求他停止。”

网络视频截图

面对直接的录音证据，王丽的举报视频一经发出便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大众纷纷留言希望校方可以尽快给出相关回应。

7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已连夜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核实。当日晚上，中国人民大学再次发布通报，表示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决定给予王某元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校方已经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微博

北京海淀公安分局表示，针对“一高校在读学生举报其导师涉嫌违法”情况，已依法介入调查。目前，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目前看来，王丽指控的被性骚扰事件暂时得到了校方、司法机关的支持和关注，她个人也发文称感谢学校的从严、从速处理。

顶端新闻记者梳理发现，王丽遭遇并非个例，近几年走进大众视野的高校性骚扰事件便有数起，也正是类似事件不断的被曝光，大众对于此类事件的零容忍态度越来越坚决。

2018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通报，表示对近期关于教师陈某武的实名举报和媒体的有关反映，学校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查明其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经研究决定，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2019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针对网传的钱某胜对女学生存在性骚扰情况进行通报，称其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经研究决定，给予钱某胜开除处分，并按程序报请上级部门批准;撤销其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撤销其教师资格。

2023年，教育部公开曝光第十二批7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下文简称《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华中科技大学一教师性骚扰学生、海南省万宁市大同中学教师陈某某性骚扰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第一中学校长陈某不雅行为问题等。

不敢举报

面对高校性骚扰事件，像王丽这样在网络实名举报的情况并不多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在国内高校中存在类似情况的共性是：导师性骚扰学生的行为基本处于隐蔽状态，学生不敢举报，“此次人大文学院王同学作出在互联网举报的行为，既是延时的，还是少数。”

储朝晖认为，高校性骚扰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高校对教师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不够透明。“高校中的学者，既归属于学科，又隶属于行政组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也正是在这种混合的权力架构中，大大增加了怀有不良居心的教师想要获利的可能性与掩饰力。根本上，它不是学风问题，而是行政作风的问题。”

作为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钱某胜性骚扰事件中受害女生的代理律师，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万淼焱律师也就王丽举报事件接受了顶端新闻记者的采访，她认为，高校中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猥亵、强奸的核心原由，都是此种权力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支配和侮辱。

万淼焱表示，在任何权力关系不对等之下都容易衍生出手握资源的高位方，以随意支配他人的快感而对权力、职级的弱势方予以操纵。但弱势方往往如果在最初的挑衅和冒犯中会选择隐忍甚至被动迎合。这种不够坚决的态度令高位方以为被害者是同意的，从而作出更加逾矩的行为。

关于性骚扰的一些常见认识误区也会导致受害者不敢站出来。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律师告诉顶端新闻记者，这些误区中便包括大众熟知的“受害者有害论”。

“被骚扰者一定也有问题，不然怎么单单骚扰她?”性骚扰事件被公开化后，总会有类似的的观点夹杂其中。吕孝权表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他认为，究其根源，在涉及两性关系的问题上，缺乏普遍的社会性别认知。“这一方面源于‘女人是祸水’的陈腐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骚扰者自我开脱责任的借口。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

吕孝权强调，性骚扰本质是一种性别歧视，体现的是两性权力不平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异性相吸，更不是爱情。

“需要明确的是，权力关系并不简单等同于上下级关系，在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案件中，一般这种上下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吕孝权表示，除此之外，双方经验阅历上的差距、长辈身份、教学过程中双方的角色定位、传统观念中对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认识、业务关系中的小小权柄等，都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

吕孝权也认同万淼焱的观点，他建议受害者对待性骚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定而明确地拒绝，“一般而言，如果此时你选择忍耐，会给骚扰者一种错觉，他会认为：你沉默，说明你愿意接受，只是不好意思表达而已;或者说明你软弱可欺。无论哪种心态，都会驱使他继续实施骚扰行为。”

顶端新闻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上述《典型案例》中，仅对涉事教师进行记过、降低岗位等级、开除、撤销其教师资格等处罚，依据来自于《新时代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下文简称《准则》)。

据了解，几份针对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行为规范，出自教育部2018年11月8日印发并实施的部门规章。2019年，教育部也曾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的“关于关注内地高校性骚扰事件，校内成立防止性骚扰委员会的建议”进行回复，称部分高校还没有设立专门防止性骚扰委员会，专门的工作制度还不健全。直到现在，根据澎湃新闻统计，才有超过40所高校的部分校友及在校学生就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发出呼吁。

及时取证很重要

这次王丽的实名举报能如此之快得到调查结果，她公布的录音证据功不可没。“她的录音证据只要完整、延续而且而没有删节，是完全可以作为王某元涉嫌强制猥亵罪的证据的。”万淼焱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受害者确定是性骚扰时，像王丽这样的录音、录像证据都有效，“冷静下来，收集好证据，公开或者不公开的举报都可以的。”

作为高校性骚扰受害者也需面对维权时可能遇到的阻碍，“涉高校性骚扰的学生维权，往往呈现出没有舆论时会被漠视，有舆论时校方又过度迅速，甚至把强奸、强制猥亵等刑事犯罪归结为性骚扰，以师德师风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淼焱说道。

万淼焱建议受害者要意识到，自己有天然的对自身性权利的控制和捍卫能力，“高校学生因受教育程度高，收集整理证据的能力并不差，一定要有邪不压正的心态，坚持举报，一定要坚信正义虽迟会到，也坚信自己的人格与老师是平等的。”

吕孝权也认为发生性骚扰后，及时取证非常重要，“及时取证，保存所有证据，这是有效法律维权的关键。”

吕孝权表示，受害者在平时跟骚扰者接触时根据情况利用录音、录像工具(取证时应做到不露痕迹，否则不仅取不到证据，还可能会有人身危险)。要注意保留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QQ聊天记录等带有骚扰信息的电子文档，切忌删除电子信息，可以对相关电子数据(尤其是网上的帖子)进行公证，以免被对方删除。

受到伤害后，应当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并视具体情况接受相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医治精神创伤，保留医疗诊断记录。

吕孝权表示，向单位管理者举报投诉后，单位管理者应协助调取相关证据，比如监控录像、证人证言、工作相关记录以及协助受害人报警等。及时拨打110报警(尤其是在熟人性骚扰案件中)，处警民警应及时勘验现场，采集物证，对受害人的身体进行检查，调取监控录像，询问相关证人等，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事发前后的聊天记录、出入事发地的交通记录和监控记录、事后双方的沟通确认、以及事后受害人的求助、投诉、报案、就医记录等。

吕孝权还建议，希望此事能推动高校防治性骚扰机制建立。

储朝晖也建议，除了将高校教师手中的学术和行政权力进行分离之外，还应对师德师风进行公开透明的监督，“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前提下，建立一条确保私密的特殊举报通道。”

此外，他还建议，高校教师对学生性骚扰不应只在学校行政层面对教师处罚，在近些年频发的类似事件中，受到处罚的教师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教师对学生的恶劣行为到达某种程度后，是否可以移交司法部门，走司法程序。”储朝晖说，“违法所需承担的成本高了，也能降低此类事件的发生频次。”

专家建议高校设立性骚扰举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