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14日最新时讯中央定调！推动新型城镇化，开始了！重要文件发布

2024-08-14 04:00:09

导读中央定调：推动新型城镇化，开始了重要文件发布7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这份文件是承接...

中央定调：推动新型城镇化，开始了

重要文件发布

7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

这份文件是承接一天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促消费内容。会议提出：

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

而《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目的，文件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为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制定本行动计划。

换句话说，推动新型城镇化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带动内需。

内需不振，是当前经济发展路上的不确定因素。这一点，在2023年7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明确提到：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简单理解就是，在内需不足、企业经营困难、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四大阻力之下，接下来我们的复苏不是康庄大道，而是羊肠小道。

数据显示，社消增速自去年11月份见顶之后，一路下降，6月份增速只有2%。

而反映通胀指数的CPI，则一言难尽。

新型城镇化提速

那么该如何提振内需？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到来，就是要告诉我们，加快新型城镇化节奏，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加快农民进城，是中国经济曾经飞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数亿农民工进城，满足了市场经济之下的大量劳动力需求，推动中国工业快速发展，加速资本剩余，加快技术沉淀，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升级，释放更多就业岗位，拉动更多农民工进城，形成一个良性闭环。

农民工进城的同时，带来了庞大的购房、租房、购车、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等一系列需求，所以1998年房改之后，无论是一二线、三四线还是小县城，房价都在快速上涨，其背后很大一个推动力，就是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和县城。

当然，房价背后上涨的更大推动力，房产是资本化、金融化。

然而，最近两年，我们的城市化速率明显放缓。2023年，全国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为66.16%。

2021年之前，每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较前一年，至少提升1个百分点。2021年是个分水岭，当年城镇化率为64.72%，只比2019年提升了0.83个百分点。2022年的城镇化率只比2021年提升了0.5个百分点。

2023年的城镇化率，速度略有加快，但较2022年也只增加了0.94个百分点，依旧低于1个百分点。

户籍城镇化率背后，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最近一些年随着高房价对低收入人群的主动挤出，叠加收入不济、不确定性加剧，买不起房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了农村人口落户城镇的速度。

第二，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再加上全球政治气候以及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影响了出口，压缩了工业利润，影响了企业扩张，岗位需求不仅没有增加，还在缩水。

所以才要提振内需，而提振内需的抓手，又是提升城镇化，所以问题又绕了回来。

那么该如何提振城镇化呢？最新发布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文件，给出了具体操作：

第一，降低落户门槛。

文件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这一要求，202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到过，之后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也提到过。

这几年，各地都在落地执行。四川、贵州、黑龙江、江西、吉林、云南、青海、宁夏、内蒙古、海南、广西、江苏、山东、河南、浙江，均提出放开除主要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落户门槛。

中心城市中，昆明、石家庄、南昌、银川、福州、济南、大连、郑州开启了零门槛落户。此外西安、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的落户门槛，也降到了最低。

这一次，文件再次强调，后续肯定会有更多重点城市降低落户门槛。

户籍，在过去，是调节城镇化快慢的重要工具。

户籍制度，在中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

古代户籍制度，主要是为了征税服徭役。现在户籍制度的本质，则是调节资源分配。

在全球原本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纷纷取消户籍制度的背景下，中国始终无法取消，是因为中国的资源紧缺与人口规模庞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长期无法解决。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还没有发芽。当时的城市无法承载农村人口流入，没有岗位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户籍制度非常严格。

而且，期间因为城市经济出现困难，国家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在60年代还号召广大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劳动，解决就业难题，也就是上山下乡，造就了知青一代。

然而，随着后来的包产到户，农村劳动力得以大幅度释放，带来了很多变化：

1，劳动力的释放，带来了粮食的丰收，但是随之带来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让很多人丢失了种地积极性，于是又产生了很多撂荒情况发生。很多人啥也不干，无所事事，犯罪率快速增加。

2，劳动力的释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农村的人均耕地，本来就是世界最低，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背景下，中国的农业劳作效率基本进入了负值。

在这两大背景下，再加上中国在80年代前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市场经济到来后，城市需要大批劳动力。

因此，80年代中期，中国的户籍制度开始放松。

此后在城镇化大步向前的背景下，便一发不可收拾，城市落户门槛越来越低，城市户籍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化率飞速提升。

而且，为了加快城市化率，在顶层设计上，将房子与教育、医疗资源挂钩。将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人想要有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必须进城。

轰轰烈烈的四十多年城市化，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资源的城市化，和普通民众买房的城市化。

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化率不断高企，房价也不断高企。

然而，恰如我上面所讲，近两年制约城镇化率提升的两个因素，一个是高房价，一个是就业空间压缩。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仅靠降低落户，很难达到效果。

所以，文件除了提出要降低落户外，还列出了很多配套措施。

关于教育、就业、住房

第二，公共服务、教育等资源同权享用。

文件提到：

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各地区在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标准时，要增加常住人口可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按照常住人口规模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推进居住证与身份证功能衔接，健全以公民身份号码为标识、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非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供给、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以公办学校为主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加大公办学校学位供给力度，持续提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加快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中等职业教育、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依据常住人口规模变化动态调整、统筹优化各地教师等人员力量。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努力做到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同权享用。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同权了，还有必要落户吗？并不妨碍。同权的目的，是让外来者在城市找到归属感，获得尊重，从而选择落户，这是一个耐力投资。

这个难点，其实在于有限的资源如何做到让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同权。

最典型的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

以深圳来说，由于中小学教育资源极度紧张，非户籍人口在就读小学、中学时，具有天然的劣势。深圳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分配情况被分成了三六九等，首先倾斜给深圳户籍且有房的人。

非户籍、没房，在最底层。小孩上中小学，以前基本只能回老家。或者读民办小学、初中，但面对中考时，非户籍人口的高中录取率比户籍人口低很多。

这几年，由于深圳每年巨额财政投向教育领域，建设了大量基础教育学位，大幅缓解了教育资源紧张等问题。但是以户籍和房产的积分标准，并没有改变。

所以，如何做到户籍与非户籍同权，是个难题，需要时间，但需要多长时间，不知道。恐怕只有等到新生儿人口下跌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动态平衡。

第三，加大就业支持。

城市吸引人口落户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就业，尤其是提供收入可观的就业。

文件提到，工业实力雄厚的地区，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来满足就业需求。

其他地区，则要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引进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链主”和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专精特新企业集聚，打造专业优势突出、协作配套紧密的产业集群，从而提供就业。